中国式“执行难”研究及“桂湖”案对比分析
全国闻名的“成都桂湖”执行难一案，因法院执行工作“官”本位思想的慵懒、消极；长时间无效执行的拉锯，受害人数众多（受害群众近600人）；债务人对法律的无知、蔑视并狡猾游离于政府官员和法院领导之间，用尽投机取巧，致使国人为之骄傲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最终形同虚设，百姓感受执行无望，对成都市新都法院、政府公信力失去信心，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本文研究“桂湖”一案的执行难点分析，不仅仅因为本人系法律工作者中的一员，也因为本人恰巧是本案的申请人之一，全程经历本案执行全过程，对执行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可以从深层次的角度分析出中国式“执行难”的原因、演变方法和大陆法系领域，其它国家碰到相同案件时的处理方法，希望对我国的执行法制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桂湖”一案在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中具有教科书式意义，还因为触及到我国司法体制的原因，在事实上司法没有完全独立的情况下，一个简单的执行案子，就因为老赖的狡猾，政商关系复杂，执行工作推进尴尬。
桂湖一案，可以作为全国解决“执行难”工作的典型案例，可以由更高一级法院提级执行，作为全国解决涉众案件执行处理的标杆案件。
本人在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二案，案号：2017川0114执310、1939号，立案执行近两年，本人多次到新都区法院提供财产线索，多次催促执行均无果。
本人多次发现，该公司名下的多间商铺、办公楼在执行期间，仍然大量以该公司名义收取租金，随后被大量转移，每年转移额一千余万，本人及300余位申请执行人多次向新都法院书面反映，也通过写信多次给该院杨咏梅院长反映，同时，亦吩咐律师去见执行法官反映，强烈要求追究该公司法律责任，汇报后仍然无果。
相信以上情况，是全国大多数到法院申请执行人的同感，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没有改变法院“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局面。目前的司法现状，已经与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大要求、大环境极不相符。
最近，迫于最高院“执行难”在四川检查巡视工作之压力，以及三百余位债权人的再三信访，新都法院以副院长挂帅，与执行法官一起，才严肃传唤了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立贵，经过一整天的盘查、询问、核实了以下事实：
1、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至2015年初开始，即陆陆续续有大量执行案件在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目前，已陆续执行立案被执行的案件三百余起，案件金额二亿余元，涉及受害群众600余人；
2、执行案件开始以后，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未主动履行过一分钱执行义务；
3、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股权集中，基本处于家族模式经营，执行案件开始以后，该公司即以与关联公司签订合同及以各种转移财产的办法，将名下位于西昌的宾馆收益、新都桂湖大酒店经营收益、德阳农贸市场收益、新都商场租金收益等全部进行了转移，每年至少一千余万；
4、为掩人耳目，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主要采用两种办法转移、隐匿执行财产：1、对西昌宾馆、新都桂湖大酒店、德阳农贸市场的经营收益，通过自己亲属进行经营，账面全部作亏（均是桂湖资产，无租金）。后申请执行的债权人代表经过内部走访调查，发现该公司西昌的酒店每年利润在400万左右，新都桂湖大酒店利润在600万左右，德阳农贸市场利润在300万左右，仅此三项物业经营收益，每年即帮该公司逃避转移财产一千余万元；2、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大业路的办公房屋一千三百平，每年租金160万元、新都德克士等商铺6间，每年租金400余万，新繁超市大楼，每年租金300余万，这些租金每年一千余万，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全部以已发工资名义全部进行转移、隐匿，经初步调查，在该公司申称的已发工资名单中，被执行人袁立贵每月领取近十万“工资”、被执行人黄昌琼（袁立贵老婆）每月领取八万多“工资”、袁立贵的各种亲戚、子女每月均领取“工资”五至八万不等。每年私自转移、隐匿的财产，就这样帐被“做平”了。
该公司真正原员工二百余人，经过多次劳动仲裁，却拿不到一分钱。
该公司在被执行开始的近三年时间里，不仅普通员工未拿到一分钱，近五百家供应商、普通债权人也都没有拿到一分钱，而袁立贵夫妇确每日“红光满面”，四处逢源。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在本次查处袁立贵拒执情况时，予以核实，并制作了笔录，依法对袁立贵进行了司法拘留。
本次对袁立贵进行司法拘留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他作为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转移、隐匿财产，而是执行近三年，袁立贵始终没有申报过财产。
申报可执行财产，是我国法院执行工作中对被执行人提出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这项制度本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执行制度中较有威慑力的条款，但在基层人民法院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形同虚设，以至于被执行人对执行工作的配合可有可无。
在同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强制执行制度中,也有申报财产的制度，即代宣誓制度”和“债务人名簿制度”。所谓“代宣誓”,是指在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或执行债务人宜称自己无力清偿债权的情况下,执行债权人可以向执行法官请求命令执行债务人进行“代宣誓’。“代宣誓”在执行员面前进行,主要内容是债人如实申报财产并保证这种申报不含欺诈和隐瞒。这种“代宣誓”要求如实申报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债权的情况。不仅要申报即时财产状况,还要申报“代宣誓”之前某一时期内的财产及其变动情况,如在债务人进行代宣誓”指定期日前4年内将某些财产作为非节日性礼物无偿给付的情况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债务人在执行前恶意处分财产以逃避执行的情况。
而“桂湖“一案，新都法院在开始执行后三年，才开始追溯被执行人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在被执行以后未严格申报财产的法律责任，导致袁立贵当然的以为法院执行不过是走走过场，摆摆样子，打打招呼就是了，导致其更是无忌惮的激化与申请执行人之间的矛盾，丝毫无执行上的法律压力，丝毫亦不主动履行一分钱执行义务。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
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设计，是在普通大众自力救济无法完成维护利益之时，需要法院的强制执行机构在事件中占主角的，主动运用国家司法强制里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的执行法院，在这三年中却主动边缘化，放弃了司法救济时作为国家司法强制执行机构的主体责任和担当，任由社会矛盾积聚爆发。
按照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设计，被执行人主动申报财产以后，还会按时到执行员那里作“代宣誓”保证,并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如果履行，法院将会让被执行人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
如德国，法律对那些在”代宣誓”中作虚假陈述或无充分理由拒绝进行“代宣誓”的债务人将予以比较严厉的制裁。债务人在”代宜誓”中弄虚作假的,将因伪证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债务人从民事案件当事人将一变而为刑事犯罪嫌疑人。
德国规定,如债务人拒不进行“代宣誓”保证,又提不出正当理由的,债权人可向法院申请拘留债务人,这种处罚最长6个月。执行法院签发拘留命令将此命令直接交给债权人,债权人可据此威慑债务人迫使其作“代宣誓”保证。如债务人仍无动于衷,债权人即可将拘留命令交给执行员,由执行员在当地警察的配合下,对债务人实施拘留。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债务人会被迫来到执行员面前作“代宣誓”保证。已被拘留的债务人在拘留期间只要愿意作“代宣誓”保证,将立即被准许,并在举行后被立即释放。
这种对于逃避执行的强力制裁,有效地维护了执行法律制度的权威。
“桂湖”一案的被执行中，袁立贵拒不申报财产，有财产拒不履行，此种违法行为在袁立贵看来是司空见惯，本人亦多次向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递交了“拘留”申请，关于移送追究袁立贵拒执罪的申请多份，均石沉大海，执行局均“找不到人、不接电话、领导正在研究”。
自力救济无法完成，祈求公力救济毫无效果，申请人利益无从实现，必然导致“极端”事件频发，社会稳定无从谈起。
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立贵被拘留后，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昌琼（夫妻）仍然没有领会到法院拘留袁立贵的意义，认为是众申请人在“害”袁立贵，继续采取对抗态度，对本身的执行义务视若无物，继续忽悠众债权人，拒不履行执行义务。甚至搬出新都区商务局、政府内部分人员给法院施压。
众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目的，就是想使用公权力的威严实现自己的权益。在桂湖继续抗拒执行时，新都法院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维护申请公力救济人的权益。这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本质，也是维护新时代司法体制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法院的法定职责所在。
本人认为，根据2017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17〕2号】精神，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被执行一案，应当坚决进入破产程序，避免普通债权人继续受到损失。在无一亿元以上资金注入法院前提下，债权人大会不可能通过破产重整方案，应直接进入破产清算，避免袁立贵等老赖玩弄法律于股掌，也是《破产法》保护群体债权人利益不再受损的最好方式。
据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立贵身边人透露，袁立贵为置众受害者于不顾，意欲计划以“被收购”的名义，每年通过其名下物业出租私下收取一千余万，拖四至五年，他可以存下五千万养老。
即使桂湖公司破产，他也有后手，他已经吩咐财务人员虚构了一分“员工”清单，虚假申报近三千万的“工资”未发，这些“员工”工资，即使在破产时，也会享有优先权，袁立贵通过这个方法，同样可以再捞回三千万养老。同时，袁立贵还通过虚构工程造价等方式，期望在最终桂湖公司清算时，以在建工程、装饰装修等“优先项”弄虚作假，在桂湖破产时至少再拿回五千万。
袁立贵的以上“如意算盘”，也只有通过破产清算阶段的审计、债权人大会表决、统一进行的资产托管等方式予以解决。所以，快速直接进入破产清算阶段（非破产重整），是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一案目前最好的处理方式。
对于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的恶意转移财产行为，既已查实，其情节符合《刑法》第313条之规定，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相关人员（所有参与转移、使用、隐匿财产的人员，非只是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经2015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7次会议通过，2015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15〕16号公布第二条，第二、四、八项之规定，成都市新都区法院执行局应当及时履行法定职责，及时进行移送，积极推进执行，防止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群体性事件再次爆发。
同时，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还应当积极疏导申请执行人，以刑事自诉的方式对成都桂湖置业有限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人进行制裁。
当前，桂湖一案涉及的供应商债权人近600百人，多数都求助无门，其中不乏经济、家庭生活都十分困难的群众，桂湖一案的违法犯罪行为如不得到严肃惩治，群众怒火必然一簇而发，据了解，目前每日已有数十人不停的上访成都市中院、省高院、省政府等部门。
这种情况与最高院提出的“基本解决执行难”还有较大的差距，群众明显感觉到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在桂湖执行一案的具体工作上过于敷衍、应付、得过且过、难言之隐溢于言表，同时，亦体现不出依法执行的严谨性和严肃性，对法制是一种伤害。
同样系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法院的执行不良率仅有0.5%，中国是65%（含未实际执行到位的终本案件）。
情况严峻，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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